“十五五”时期（2026-2030年）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“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”的关键时期。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，这一时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“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”。

全会指出，尽管面临“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”的环境，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，制度优势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、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人才资源四大优势更加彰显。

经济形势判断：在挑战中锚定四大优势

四中全会对“十五五”时期发展环境的判断既清醒又坚定。公报指出，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。“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”的表述出现在全会公报中，折射出决策层对外部环境的严峻预期。与五年前“十四五”规划相比，本次公报不仅强调机遇与挑战并存，更突出“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”这一新特点。

在复杂环境中，全会公报凸显了战略自信。四大优势的明确表述，为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信心支撑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被置于突出位置，这与内需战略的强化相呼应。

从战略视角看，2026-2035年将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刺、决胜阶段。保持战略定力，增强必胜信心，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，是全会传递的核心信号。

产业体系构建：“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”成方向

四中全会公报对产业发展的部署凸显了系统性思维。“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” 的新要求，直面近年来制造业比重下滑的担忧，表明政策将更加注重实体经济根基。

公报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并明确了“优化提升传统产业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”的产业梯队思路。

“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”三大方向，抓住了全球产业变革的核心趋势。其中，“融合化”作为独立方向的提出，预示着未来五年将打破传统产业边界，推动形成更多新业态、新模式。

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”在重点任务中居于首位，表明对产业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。未来可能会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，并利用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。

科技创新战略：从“自立自强”到“高水平自立自强”

四中全会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。“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” 的表述，彰显了从技术追赶向科技引领转变的决心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主要强调“科技自立自强”，而本次公报则明确要求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，并首次将“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”写入五年规划建议，展现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。

全会在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三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，表明创新政策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重构。加强原始创新被置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之前，顺序变化意味深长。

未来五年，科技部署与产业体系、绿色转型、国家安全深度交织，凸显其“多维度赋能”的角色。我国科技发展逻辑正从“跟跑追赶”转向“原创引领”，表明我国科技不再满足于在现有技术路线上追赶，而是要在前沿科学领域开辟新赛道、定义新标准。

内需战略升级：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

四中全会公报对扩大内需的表述有明显创新。“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” 的提法，将民生政策与经济政策更紧密融合，通过改善民生提升消费能力。

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”是另一大亮点。这意味着未来投资将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入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。

“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” 是首次出现的表述。在强调“内生动力”的同时，突出“可靠性”，表明内循环不仅要“跑得快”，更要“不停摆”，安全考量显著提升。

我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、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进程，不少领域还有大量需求有待释放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大力提振消费，扩大有效投资，将有利于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。

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

四中全会公报在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，反映了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战略智慧。

公报明确提出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”，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，是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大飞跃。这意味着“十五五”时期中国将更加注重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层面的与国际接轨。

“积极扩大自主开放”的表述表明中国将按照自身发展需要，主动谋划开放举措，而非被动接受外部压力。这种开放姿态既彰显了中国的战略自信，也体现了对开放风险的审慎态度。

在对外开放的同时，国家安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。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” 被新增为六大原则之一，意味着安全考量将全面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全过程。

“十五五”时期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，必须提高运用战略思维、系统思维、底线思维来观察安全形势、分析安全问题、谋划安全对策的水平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将改革与发展的重心全面转向科技驱动和创新引领。未来五年中国不仅要补短板，更要在人工智能、芯片、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原始创新突破。

区域经济布局方面，全会提出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，这意味着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等战略区域将承担更大使命，通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，形成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。

我注意到，五年前的四中全会聚焦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而本次全会则着眼于“十五五”具体规划。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、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。